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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危机时刻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纪

2018-11-01 10:55:42

革命危机时刻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实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形势到底如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到底如何?今后怎样发展?汪精卫等所谓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究竟是否是值得信赖的“真朋友”?——这一系列问题,团团围绕着参加五大的每一位代表。  郑超麟事后的回忆,形象地描述了参会代表们当时的心情。他说:  扬子江心停着几十只帝国主义军舰,它们会对汉口和武昌开炮么?奉军已开到河南,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反革命政府,现在是北伐重要呢,还是东征重要呢?我们过去的朋友蒋介石居然敢屠杀工农,枪毙我们的同志,那么现在的朋友汪精卫,尤其唐生智,是可靠的么?他们不会屠杀我们么?这些问题是每个人都要问的,可是大会演说者不仅没有解答这些问题,连提也不提起。我只记得,一个四川同志,在粤汉车站附近区里做工作的,曾在台上骂“狗鸡巴徐谦”干涉铁路工人行动。此外,李维汉演说里我也听出一些微妙的暗示,关于我们和唐生智中间的并非完全融洽的关系。但没有下文,没有结论。人们显然是有意避开这个重大问题的。人们显然不肯于我们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考虑一下我们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前途。  正如郑超麟所说,“代表们如果对于当时迫切的问题有兴趣,在这大会上是得不到解答的”。所以,只有在散了会或是休息的时候,代表们在院内草地上坐着谈天,把牢骚发泄一下。五大后,回上海,尹宽在党内刊物上写文章,曾引用五大期间郑超麟所发的牢骚,说郑在汉口早已预言唐生智将同我们决裂。郑超麟说:“其实,在私人谈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以至预言的,并非我一个,早的也绝不是我,但我并不去更正尹宽的话。”  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中共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主导”作用。  罗易是1927年2月到达中国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做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罗易到达中国后,很快就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当成批评和“改造”的对象。五大召开前,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表现出不尽一致的地方。正如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所称:“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  由此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已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做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决议的决议案。但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  经过考察,罗易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经过战斗”才终“理解了决议”。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  果然,罗易通过中共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其实,陈独秀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蔡和森说:“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注)规定的。”罗易本人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就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了磋商,力求使代表大会不发生长时间的争论,力求使代表大会就革命前途及党的领导等问题通过明确具体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决定,中共中央的总结报告应当说明以下问题:(一)大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三)无产阶级的作用;(四)土地改革;(五)国民党;(六)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七)改编国民革命军,成立新军;(八)建立革命民主政权。”“陈独秀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涉及了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基本问题仅仅一带而过”,并加进了他自己的东西。他提出的一些右倾主张受到了大会的批判,而没有被采纳。  罗易在中共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因为在他看来,“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就党的新路线提出的一些问题,陈独秀根本没有答复。陈独秀在报告结尾部分说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从而回避解决问题”。而罗易的讲话则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罗易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基本纲领是:“首先,也是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第三,组织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第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第五,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样,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做出决议的。  5月4日,罗易在五大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说。次日,罗易又作了题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篇结论性发言。随后几天,大会集中讨论通过各项有关决议。5月9日,大会结束。罗易又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上述事实表明,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中共五大,但罗易在中共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操纵者。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正如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指出的:“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  与之相反,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且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这种情况又使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5月9日,中共五大通过各项决议后宣布闭会。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郑超麟是这样描述这次选举的:  “选举那天,大会主席团提出名单来。过去在上海区和北方区负重要工作的同志都不在这个名单内。过去与陈独秀接近的人也都不在这个名单内。陈独秀在这个名单内。这个名单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以致国际代表团主任鲁易不得不站起来抗议。鲁易说了很多的话,说:‘像彼特洛夫(即彭述之)和布哈洛夫(即罗亦农)两同志,这个名单里面竟没有列入。他们过去负了如此重要,即使错误了,新领导机关仍须他们参加的。’有国际代表如此干涉,这两个名字终于加入名单内了,表决时也通过了。  未曾选举以前,李维汉就向王若飞表示他的愤慨。他说,他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采取的是‘清君侧’策略。但是他,李维汉,不便说话。说这话时,我不在旁,这是若飞事后告诉我的。”  读过线装书的人知道“清君侧”三字的意思。这是东方专制时代一种反抗策略。人们不敢反对皇帝,只要排斥皇帝重用的大臣;不敢说皇帝错误,只说是大臣陷皇帝于错误。郑超麟说:“瞿秋白的反彭述之主义小册子就应用这个策略。他反对的是陈独秀,但拿彭述之做替身。选举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就确定转变了。陈独秀仍是总书记,但执行着鲍罗廷的路线。”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31人,他们是: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荣、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陈乔年;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赢、王亚璋。  中共五大还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其中,中央监察委员7人,他们是: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人,他们是:杨培森、肖石月、阮啸仙。  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可以看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组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成员人数增加。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是14人,第五届增加为45人,增加两倍多。四大时全党党员994人,平均71人中有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五大时全国党员57967人,平均1288人中有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  二是新成员占绝大多数。原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项英、罗章龙、张太雷等10人继续当选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原候补委员罗章龙、张太雷当选为正式委员,原委员李大钊、候补委员邓培被捕牺牲,候补委员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朱锦棠落选。余下的35人为新当选成员,占总数的77.7%。  三是成员素质水平较高。,年富力强。中央委员会45位成员平均年龄30.4岁,其中的杨其珊56岁,小的贺昌,才21岁。第二,劳动家庭出身者居多,除4人不详外,其余41人,工农家庭19位,占46.3%,教师、职员家庭9人,占21.9%,商人富农5人,占12%,地主官僚家庭8人,占19.5%。第三,党龄较长者居多,其中,1921年入党者22人,占48.9%,1922年入党者12人,占26.7%,即有五年以上党龄者34人,占总数的75.6%,党龄少者有4人,均为1925年入党,仅占8.9%。第四,文化水平较高,45人中,大专以上28人,占62.2%,中学毕业者8人,占17.8%,小学文化者9人,占20%,其中有留日、赴法、留俄学习经历者18人,占40%。第五,均是全党从中央到各主要地区、各条战线的主要领导人,绝大多数经过学生和工农运动的锻炼,历任过基层、中层和高级领导职务,有相当的实践工作经验。45人中,除原中央局5名成员继续当选外,工人、工运16人,占35.6%,农民、农运7人,占15.6%,广东、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区委主要9人,占20%,其他:统战谭平山、夏曦2人,军事周恩来、恽代英2人,共青团任弼时、贺昌2人,妇女杨之华、王亚璋2人。45人中有21人后来继续当选为第六届中央领导成员,占46.7%,包括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毛泽东、任弼时、项英、刘少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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